联富配资师哲回忆 76 法国只要求给他们留点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越南的困境

飞抵日内瓦联富配资

4月24日下午，代表团飞离莫斯科，前往日内瓦，中国代表团在前，苏联代表团在后。

飞机在东柏林作短暂停留。民主德国总理格罗提渥到机场迎送。当我们正在机场中心大楼进餐时，有人通知：莫洛托夫的专机马上就到，请大家加快进餐。大约在莫洛托夫到达前十多分钟，我们飞离东德柏林机场。

登机后，发现机舱里多了一位不速之客——身着军装的年轻人。经了解，原来东西方之间有个协议，从东柏林起飞的飞机，飞越西柏林和西德领空时，需事先照会西德的美国驻军，并由他们派一名观察员随机飞越上述地区，反之则由苏军派观察员。

这位年轻军人就是美军派的观察员，看来只有二十多岁，红红的脸蛋，充满稚气的容貌。他以笑眯眯的表情和奇异的目光巡视机舱里的所有乘客，我们大家谈笑风生，你来我往，亲密无间，他被感染，也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大概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的团体，这样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

飞机在空中平稳地飞行，我却心潮起伏。我想起斯大林在“十九大”上讲的：我们“进行斗争是比较容易了，而且工作进行得也比较愉快了”。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要从此走上国际舞台，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

当天(24日)下午，中国代表团飞抵日内瓦机场。刚下飞机，就被各国摄影记者疯狂地包围上来，“啪、啪……”的摄影声响成一片。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声明，并将书面“声明”散发出去。

声明说：日内瓦会议“将要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亚洲这两个迫切的问题，如果能够获得解决，将有利于保障亚洲的和平，并进一步缓和国际的紧张局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抱着诚意来参加这个会议。我们相信，参加会议者的共同努力和对于巩固和平的共同愿望，将会提供解决上述亚洲迫切问题的可能。”

记得有一家报纸是这样报道中国代表团的：“机门一打开，蹦出来一群足球运动员”(中国代表团一律着中山装，戴八角帽，有感于此)。

随后，代表团驱车到驻地——城郊莱蒙湖畔查尔索瓦镇的万花岭别墅。

莫洛托夫的飞机和我们的飞机相距20分钟，所以，到了驻地，周恩来旋即带少数几个人去机场迎接莫洛托夫。其他外国代表也去迎接，场面更加热烈。

莫洛托夫走下飞机，首先同周恩来热烈握手!亲切拥抱。

莫洛托夫对记者发表了谈话，他说：“不能不指出这一重要事实，即：所有的大国——法国、英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的代表最近几年来首次共同参加国际会议。苏联代表团在会议上将竭力促成用和平的方式建立一个统一、独立、民主的朝鲜，以符合巩固远东和世界和平的利益。同时，苏联代表团认为，尽快恢复印度支那和平，保障印度支那人民的自由和民族权利是日内瓦会议最重要的任务。”

讲话完毕，他同周恩来并肩面行，二人边走边谈，十分亲热。各国记者和摄影师已经爬满了他们所要经过的通道、栏杆、墙角和窗口，而且乱吼乱叫，要求给他们留下镜头。莫洛托夫对周恩来说：“我们走慢一点，站下来，谈几句话，给他们留下几个镜头。”于是他们走走停停，谈谈笑笑，并肩步入候机厅。

进入候机厅时，记者们还在喊叫，于是莫洛托夫拉着周恩来的手，转了几个方向，照顾到记者们的愿望，然后才上汽车，分别去各自的住处。

事后一些外国记者是这样报道的：“中苏两国外交代表在日内瓦机场上所表现的姿态，是当代外交史上的创举，是真正兄弟般友好的楷模。”

在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分工大致如下：

我们俄文翻译组除了及时译出双方的文件和发言外，还要经常在一起进行技术性的磋商，如人名、地名的翻译是否一致等等；开会时，我每场必到，即使不在翻译，也要一字不落地听其他人翻译，如发现差错，必及时纠正。在外交斗争中，任何有歧义的词都可能引起误会或纠纷，丝毫马虎不得，精神高度集中。

西欧司司长宦乡和乔冠华、陈家康组成政治组，负责起草文件，特别是周恩来的发言稿，有时一次发言要起草十来个稿子。既要快，又要符合精神，还要随时适应会场变化的情况。他们常常是在房子里闷头疾书，长时间不出来。

宦乡还同杨承芳、浦寿昌组成中、英翻译小组，杨负责笔译，浦负责口译，也是不离周恩来左右。

吴冷西、吴文焘是新华社的负责人，负责新闻报道，同国内新闻机构联系。

新闻司司长龚澎和黄华是新闻发言人。每次会后，他们都要召开各国记者招待会。紧张时，在休会的短暂间隙也要发布新闻。这发布新闻的事，就常常由龚澎、黄华出面，后面起草讲稿的是乔冠华，面周恩来则每次都要细心地告诉他们：什么问题讲到什么程度。龚澎很能干，是大忙人之一。

尽管工作如此繁忙，乔冠华、陈家康等人仍能忙中偷闲，高谈阔论，大伙称他们“废话公司”。

王炳南是秘书长，出席会议主席召开的各代表团秘书长会议，研究并决定会议议程，办理会务具体事宜等。他活动能力很强，活动面也较广。但他是陕西人联富配资，他和我同样具有陕西人耿直而固执的性格，不善于讲究方式，因为我二人都不会拐弯，常常使周恩来很恼火。

马列是周恩来的外事秘书，懂俄文，担任中、苏两个代表团之间的联络员，负责同莫洛托夫的秘书联系，安排两团之间的会晤。 5月底，越南和法国双方司令部代表团谈到停火问题时，应越方要求，中、苏、越三国的军事顾问组成军事参谋会议，会议代表团由中方雷英夫、苏方费登科中将、越方谢光宝组成，雷英夫任团长，马列是中方代表之一，负责同苏方(费登科)联系。陈浩负责机要，负责国内的文件往来。

随代表团到达日内瓦的还有雷任民、李强，以及他们率领的一批外贸工作人员。周恩来的计划是：利用出席日内瓦会议的机会，打开我们同西欧及世界各国的外贸通道，以突破美国对我们的禁运。他们不算代表团的成员，也不同代表团住在一起，他们住在城里玻利瓦什旅馆和瑞希蒙特旅馆。后来在周恩来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会谈之后，雷任民同英国外交部副常务次官卡祺亚等人进行了接触。

周恩来舌战

出席日内瓦会议的国家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朝鲜、韩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哥伦比亚、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希腊、卢森堡、荷兰、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土耳其等，共 19个国家。

其中就有14个国家是参加了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的，再加上韩国，他们对中、苏、朝的态度可想而知。而且19个国家中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没有几个。因此，我们的活动范围必然是有限的，遇到种种困难也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对于周恩来来说，他是镇定自若，游刃有余!

到达日内瓦的当天，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即到会场参加座次的排列。虽然规定是以各国国名的第一个英文字母顺序排列，但仍有策划的余地。王炳南的任务，就是设法把朝鲜、越南和苏联等尽最大可能排在靠近中国的位子，其他不必管。

4月26日，日内瓦会议在国际联盟大厦开幕。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轮流担任会议主席。会议主席可以各选两名助手在主席台就座。当莫洛托夫担任主席时，他宣布了葛罗米柯和我作为他的助手。美国人见中国人走上主席台，气得要死，不能自控。

会议首先讨论的是朝鲜问题。中、苏、朝为撤退南北朝鲜一切外国军队，由朝鲜双方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进行了顽强的艰苦的斗争，提出过一系列的方案；但是美国仗着自己金元帝国的地位，也当惯了国际警察，在会上蛮横无理，甚至不顾礼节，把两只脚跷到桌子上。

有一次，李承晚的代表卞荣泰讲了一句话，不符合美国的口径，美国代表杜勒斯(国务卿)当场呵斥他，像在家里呵斥自己的孩子一样，使卞荣泰尴尬万分，下不来台。

美国坚持的立场是：根据李承晚的宪法，由“联合国”监督朝鲜的全民选举。这种无理要求，当然不能被接受，因为美国正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侵朝的，“联合国”是交战的一方，自然已经失去了公平处理朝鲜问题的地位，但他们顽固坚持这种不能解决问题的立场。

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是顽固的反共分子，其他各资本主义国家基本都是看美国人的眼色行事。

朝鲜问题整整吵了一个半月，一点眉目也理不清，仅仅为了 “谁是侵略者”这个问题就扯不清(侵略者要对这场战争负责，并赔偿损失的),南北双方互相指斥对方为侵略者，李承晚的代表狂吼乱叫，像疯了似的，说“中国侵略”了他们，还问“谁打的第一枪”?

北朝鲜立即反击说：“你们打的第一枪!是你们打过了三八线，我们才自卫还击的!”美国代表也叫喊“中国侵略”。像泼妇吵架似的，于是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谁的，谁同谁的主张都不搭界，自然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渐渐都感到厌倦了。

英、美、法秘密商定，这个会不再开下去了，莫洛托夫及时掌握了这一动向，告诉周恩来：朝鲜问题要暂时告一段落。

中国代表团一直表现得沉着冷静，周恩来几次发言都是充分说理的，但在冲动的气氛中谁也听不进去。现在吵够了，周恩来还要努力一番。

会议进行到第51天，果然出现了戏剧性的场面。这天是艾登担任会议主席。首先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相南日提出了新建议，共六点。主要内容是：

1. 有关国家政府采取措施，遵照按比例的原则尽速从朝鲜境内撤退一切外国军队；

2.在不超过1年的期限中，缩减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的军事力量，双方军队均不超过10万人；

3.由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韩国的代表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创造逐步解除战争状态的条件，将双方军队转入和平时期状态等问题，并建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缔结相应的协定；

4.认为不论南方或北方，同其他国家订有牵涉到军事义务的条约，是同和平统一朝鲜的利益不相容的；

5.为了创造使南北朝鲜接近的条件，成立一个全朝鲜委员会来拟订建立和发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的措施，并执行已取得协议的措施；

6. 日内瓦会议的参加国有必要保证朝鲜的和平发展，并从而为尽速把朝鲜和平统一为一个统一的、独立和民主的国家创造有利条件。

周恩来抓住这一机会又一次发言，他对朝鲜代表团的六点建议表示同意，并说：“我们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讨论，已经取得了不少一致和接近一致的意见，我们应该把已经一致和可以一致的意见肯定下来，然后对分歧之点继续讨论联富配资，以便对各项问题达成完全的协议。”

“照目前会议的情况来看，尽管我们现在还不能对和平统一朝鲜的问题达成协议，我们也应该努力对巩固朝鲜和平的问题达成协议。为了朝鲜人民的利益，为了巩固远东及世界的和平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在讲话中揭露了美国不容许日内瓦会议成功的阴谋，呼吁“我们没有理由不可能在南日外务相提出的六项建议的基础上达成适当协议。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建议本会召开中、苏、英、美、法、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7国参加的限制性会议，讨论巩固朝鲜和平的有关措施。”

然后是莫洛托夫发言，他提议与会的19国发表一个不威胁朝鲜和平的共同宣言。

朝、中、苏这三个建议，一下子打乱了美国的阵脚，艾登宣布休会。以美国为首的侵朝15国同韩国紧急磋商。

复会后，美国的史密斯首先发言，否决苏联的建议。泰国宣读了《十六国共同宣言》,企图强行结束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二次发言，深表遗憾地说：就连这样一个表示共同愿望的建议，都被毫无道理地断然拒绝?!会议开了这么久，我们不能功亏一篑!

他建议日内瓦与会国至少应达成这样的协议：“他们将继续努力，以期在建立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国家的基础上达成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协议。”

周恩来满怀诚恳地说：“如果这样一个建议都被'联合国’有关国家所拒绝，那么,这种拒绝协商和解的精神，将为国际会议留下一个极不良的影响!”

比利时外长、老外交家斯巴克为周恩来的诚意所感动，起而响应，他认为周恩来的意见“有合理成分”,“可以研究”,并说：“周恩来外长的建议和'十六国宣言’的精神不矛盾。希望以后恢复对朝鲜问题的讨论。”

周恩来不失时机地作他第二次的发言：“如果'十六国宣言’和中国代表团的最后建议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十六国宣言’只是一方面的宣言，而日内瓦会议却有19个国家参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共同协议的形式来表示这一共同愿望呢?难道我们来参加会议，却连这点精神都没有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末我不能不表示很大的遗憾!”

斯巴克接着周恩来的发言说：“我本人赞成大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这个建议。”

史密斯狠狠地盯着斯巴克。但比利时毕竟不是韩国，他不好任意发作，于是写了个纸条派人送给斯巴克。

斯巴克看了纸条，有点傻眼，又赶紧向主持会议的艾登声明：“不要把我讲话的意思误会了，我不是要延长会议。”.

这时，会议主席艾登说话：“比利时代表认为中国这个建议表达了本会议工作的精神。如果大家同意，我可否认为，这个声明已为会议普遍接受?!”

会场寂静，没人表态。也可看作无声的表态。

美国人狼狈不堪，气急败坏。史密斯站起来说：“在请示我的政府以前，我不准备表示意见，也不准备参加刚才有人建议通过的决议。”

美国的立场已暴露无遗，实际上已陷入孤立。

周恩来以缓慢而沉着的语气第四次发言，他说：“我对比利时外长所表现的和解精神感到很满意。会议主席的态度也值得提及。然而我必须同时指出，美国代表(对这种和解)立刻表示反对并进行阻挠，这就使我们大家都了解到美国代表如何阻挠日内瓦会议，并阻止达成即使是最低限度的、最具有和解性的建议。”

会场鸦雀无声，心跳都能听见。

周恩来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要求把我刚才的发言载人会议记录。”会议主席马上表示同意。

这场舌战，妙不可言，周恩来以他那坚定的立场、灵敏的思维、高超的技巧和人格的魅力，几乎征服了与会的各国代表，初登国际舞台，就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就连美国代表史密斯在会下也向我们表示：会议结束后，他将辞职，不再干这副国务卿的差事。这个差事既不能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又不能根据事实真相办事。

诚心感印支

日内瓦会议的议题之一是印度支那问题。

印度支那的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原是法国殖民地，太平洋战争之后，沦人日本之手。1945年日本投降，法国为了在印支重建殖民统治，发动了印度支那战争，侵入这三个国家。1945年 9月2日，越南人民在胡志明领导下，建立了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老挝、柬埔寨的抗法民主力量相继建立了察国、高棉抗战政府。

但法国不承认这些民主政府，把他们一概称作叛军，与之交战，使印度支那长期陷入战火之中。日内瓦会议，就是要使印度支那停止战争，实现和平。

参加讨论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家有：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属于法兰西联邦的3个国家 -越南、老挝王国、柬埔寨王国，共9个国家。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出席，是在中国、苏联和越南的共同努力下争取到的，范文同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于5月4日才到达日内瓦，并出席会议。而寮国和高棉的代表只争取到在日内瓦会外活动。

5月8日这天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恰好前一天，即5月7 日，越南民主共和国人民军取得奠边府战役的辉煌胜利，歼敌 16000多人。所以法国代表进入会场时，全都戴着黑纱、打着黑色领带，哭丧着脸，一扫过去趾高气扬的劲头，低头就座。

越南代表团中有人见此情景，不由得笑了一声。皮杜尔听到笑声，气急败坏地说：“这么严肃沉重的场合，笑什么?!我们死了那么多人，你们还幸灾乐祸!同你们这些幽灵打交道，真没有什么可讲的!”

范文同的法语很好，他不等翻译就用法语回答说：“噢，难道你们是在跟幽灵打仗?!”

一句话噎得法国人够呛，狼狈之至。

拉尼埃政府缺乏和平诚意，加上美国从中阻挠，谈判进展缓慢。但法国人民要和平，尤其是像皮杜尔说的“死了那么多人”,所以对主战派极为不满。6月12日，拉尼埃政府终于倒台。主和派孟戴斯一弗朗斯上台，组成新的内阁，他亲自兼外长，并于17日率团到日内瓦，接替了皮杜尔。

孟戴斯一弗朗斯向国内人民许诺：7月20日若不能就印度支那和平问题达成协议，他的内阁将辞职。所以他比前任态度积极；但仍放不下大国的架子和面子。

为排除障碍，周恩来在会内会外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他直接同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和法国代表团团长孟戴斯一弗朗斯接触、交朋友、会谈，周恩来诚恳的、入情入理的开导，起了很大作用，使他们与美国之间已存在的矛盾，更为加剧，美国愈益陷入孤立。

对印度支那方面，周恩来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会前，我们对印度支那的情况并不太了解，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有来往，同老挝、柬埔寨没有任何来往。越南民主共和国出席会议，是因为苏联首先同意越南的保大政权代表、老挝代表、柬埔寨代表出席，美、英、法才不得不同意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出席。

老挝代表冯·萨纳尼空、柬埔寨代表泰普潘第一次在会场见到我们，就骂我们是“帝国主义”。他们的无理令人恼火，但也有无知的一面，可以原谅。周恩来以他政治家的博大胸怀，没有计较，反而派我和王炳南去做他们的工作，周恩来说：“他们是受了法国人的蒙蔽，必须扭转这种局面。”

我和王炳南请他们到中心花园观赏花木，喝咖啡、聊天。在闲谈中告诉他们：中国支持越南，是支持他们抗法的民族解放斗争，我们也支持其他被异国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希望也能对他们的抗法斗争给予支持。

他们见我们彬彬有礼，对他们很友好，开始意识到自己上当了。进而由周恩来请他们吃饭，推心置腹地谈话，他们的态度很快改变过来，斗争矛头不再指向我们，而是一致对法。

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许多印度支那的实际情况，及时修正了政策。周恩来根据自己的了解，同苏联和越南代表协商之后，于 5月27日提出了一个更加切合实际的方案：“关于双方军队集结地区，也就是双方地区调整问题，印度支那3个国家——越南、老挝、柬埔寨的情况不完全相同，因而在双方地区调整原则确定之后，还要根据3国的具体情况加以实施，因而解决办法也会有所不同。”

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会议决定越法双方军事代表谈判越南的区域调整问题，外长会议继续讨论老挝、柬埔寨的问题。

在这些谈判、会商的过程中，周恩来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做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说服越南同志：不要在划线问题上过于计较，因为法国方面已经给我们交了底：他们只要求给他们留点面子，以便体面地摆脱越南的困境。周恩来给越南同志说：“只要法国军队撤出，越南不还是越南人的吗?”

7月20日下午，终于达成了协议。晚上，法国分别同越南、老挝、柬埔寨3国签订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这天晚上，周恩来到苏联代表的住处，打算拜访莫洛托夫，了解情况。但是莫洛托夫在傍晚9时去赴会.到了夜里11点半，还未归来。周恩来在会客厅耐心等待。

苏方从会场回来的同志告诉周恩来：印度支那3国代表早已聚集在会堂，但却不签字。他们故意找麻烦，拖延时间。其原因孟戴斯—弗朗斯上台时，向法国国民议会许诺：一定要在7月20 日以前达成停战协定，而且达不成停战就“辞职”。于是印度支那 3国代表非要拖延到午夜12时之后，仅仅是为了说明孟戴斯一弗朗斯没有兑现许诺——不是20日而是21日签订停战协定的。

签字仪式完成以后，莫洛托夫回到住处，已是7月21 日近 4 点钟了。周恩来正在睡意之中，听说莫洛托夫回来了，他立即精神振奋，睡意顿消。莫洛托夫说：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仅仅是印支3国代表故意拖延时间。但这一招却把法国人吓坏了，急得他们团团转，坐不稳，站不安，结果是虚惊一场。

听到这些联富配资，周恩来才放了心。东方既白，我们才回到万花岭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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